微博平台发酵的舆情六大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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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06-08 13:32:05

 

随着网络治理的不断深入,微博这一社交媒体的网络环境得到有效净化,部分热衷于攻击我国政治体制,自我营销炒作,在热点案事件中制造舆论、误导公众的微博主,或退出微博平台,或鲜少参与热点案事件的讨论,被贯以“公知”、“意见领袖”头衔的“大V”们,活跃度也逐渐下降,微博舆论生态趋于稳定化和常态化。但近期,在微博中发酵的涉及司法行政领域尤其是律师行业的舆情有抬头趋势。部分律师频繁发布代理案件信息、曝光自我遭遇,甚至热衷于发起线上联署,成为现阶段微博舆论场中较为活跃的群体之一。在微博平台上,少数微博主一言不合就掀起“口水仗”、“骂战”,进而引发名誉侵权案件,部分涉及基层干部及网络“大V”的案件由线下延伸至线上,致使舆情在短时间内未能平息。此类在微博中发酵的舆情,从信息发布主体到舆情信息本身有着诸多特征。

 

发布主体:发布者与参与者共同助推舆情传播

 

1. 圈层效应下的舆情关联扩散

在微博平台发酵的舆情具有“圈层效应”,主要体现在舆情主体和参与者职业身份与社会认同感的一致性。具体来看,就是当事人所从事职业的“圈中人”,或与当事人有过联系的“关联人”,对舆情发展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黑龙江律师迟夙生“被抬出”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事件中,与迟夙生同属律师圈层的徐昕、刘文华等律师积极参与微博转发与评论,持续关注案件进展,助推舆情不断扩大。而在上海市闵行区司法局法宣科科长杨华与王峻涛(6688.com网站创始人,微博账号“@老榕”)的名誉侵权案中,因网民曝光当事人杨华曾发表过针对崔永元的攻击性言论,两人在微博中的言语冲突诱发了次生舆情,以致名誉侵权案引发长时间的讨论,久未平息。微博是各类圈层人群的集散地,相关舆情在圈层人群的共同作用下,不仅舆情发酵的时间延长,而且舆情分支横生,使舆情事件朝着更加复杂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2. 首次发布者决定舆情发酵程度

舆情事件究竟能发酵到何种程度,与新闻来源、事件本身、当事人的影响力、传播介质等一系列因素息息相关。在微博平台发酵的舆情能够发酵到何种程度,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首次发布者在微博中的影响力。如果其影响力足够大,则能够促使相关信息在短时间内演变成舆情事件,倒逼涉事机关作出回应;如果其影响力有限,意味着信息转评率不高,从而缺乏舆情生成所需要的关注度。而影响力大小的衡量标准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粉丝数量,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粉丝,带动信息传播,使信息被公众所熟知,进而引发讨论;二是其在微博平台拥有的资源,如实名认证用户的可信任度通常更高,微博主转载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与其他用户日常间的交流互动,也是一种隐性的影响力。

 

3. 参与者拥有共同的利益趋向

观察在微博中发酵的舆情发现,关注同一类型事件的微博主大多拥有共同的利益趋向。他们持续不断发声,意图通过舆论的力量施压相关部门,以期达到一致的目地,同时通过微博这一大众平台传递价值导向,引导更多受众认同其利益趋向的合法合理性。如针对我国律师行业的年检制度,徐昕律师在司法部召开保障律师权益的新闻发布会之后,发布微博“保障律师执业,从取消律师年检制度开始”,朱孝顶、杨兴权、谢靖波、叶雪飞等律师随即转发或评论该条微博,赞同徐昕的言论,认为律师年检制度存在诸多不当之处。而在每年5月律师年检期间,部分律师也持续不断地发声,希望取消律师年检制度。可以说,共同的利益趋向是相关微博主关注同一事件的原动力,而微博平台能够提供一种聚合力,从而将分散的利益呼喊凝聚成为共同的利益趋向。

 

舆情信息:缺乏公共属性决定舆情发酵程度低

 

1. 舆情具有持久性与敏感性

微博作为带有社交属性的自媒体平台,信息的自由度和接纳程度高,这两个特征决定了在微博平台发酵的舆情具有持久性与敏感性。信息的自由度高,意味着博主发布微博的时间、长度、内容,都不会受到严格限制。在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当事人会重复不间断地发布同一事件的相关信息,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舆情延宕。如李金星因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被济南市司法局停止执业一年,但其自去年至今,持续不断发布微博,不认可该行政处罚决定,导致舆情反复。信息接纳程度高,主要是指微博平台具有集合各类信息、各方声音的功能,甚至成为敏感信息、有害信息的传播途径。据观察,微博中来源于境外媒体、境外社交网站的信息与日俱增,成为境外不良信息倒灌的中转站。如在广西凤山县村民罗继标死亡事件代理律师陈家鸿被当地公安武警包围一事中,相关信息即是境外媒体率先报道后,被散播在微博平台。

 

2. 舆情扩散程度与议题深度低

一般而言,以微博平台为唯一载体的舆情事件,大多基于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而展开,个人色彩更加强烈。而大众媒体曝光的舆情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即是公共事件,受众的关注度及参与讨论的积极性更高。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在微博中发酵的舆情缺乏公共属性,受众的代入感也就会被大大削弱,舆情扩散的广度和深度总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以吴良述“撕裤门”与迟夙生律师被抬出法院这两起涉嫌侵犯律师权益的案件对比来看,前者基于大众媒体的广泛介入,相关信息的传播广度显然高于后者,而后者的讨论深度相比前者也较弱,更多参与者讨论律师本人及如何保障律师权益,而没有像前者一样,围绕律师群体撕裂、法律共同体建设等更高层次的议题展开讨论。

 

……

(全文阅读请参见《政法舆情》2017年第19期)

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 车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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